他说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，我认为关键在于统一认识，尤其在产权上、公有制理论上统一认识。理论的统一，我们可以借鉴瑞典社民党关于所有制的理论，比较符合实践。瑞典社民党党章认为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根本问题，根本问题在分配社会化，即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来满足劳动者需求。他们认为，搞再多的国有企业，如果没有效益就无法进行社会分配，不如不搞如此之多的国有企业，除了国家必须控制的，其他企业都让私人去经营，盈利后政府对其进行社会分配以满足劳动者需求。所以我不是主张不搞公有制，但不能以政治原则来界定公有制，而应该用经济原则进行界定。因为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，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利润最大化，但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用市场最大化来衡量，这一部分领域可以搞成公有制来限制市场过分发挥作用。这一部分企业也可能效益不是很高，但由于范围很小，国家可以承受，另外，可以用社会效益来弥补经济效益。在经济原则界定国有企业的基础上来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，缩小到社会生产最必要的程度。这一问题中央在十五大时已经进行了调整，国防安全产业、自然垄断产业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产业、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是国有企业必须涉足的。其他的国有成分都可以退出来，但前提是搞好。剩下这四个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，就是要进行制度创新以及规范的公司制改组，主要是资产增值化、产权人格化、股东多元化、治理科学化，这几步非走不可。